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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美國人為何不仇富？ [打印本頁]

作者: adnim 時間: 2011-3-25 21:11
標題: 美國人為何不仇富？
本帖最后由 adnim 于 2011-3-25 21:36 編輯

這是紐約時報Debate欄目關于為什么美國人對于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很坦然的討論

貧富差距擴大，我們無視嗎？

許多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正在擴大。在幾個不同類型的社區(qū)中，中間階層家庭收入現(xiàn)在比30年前要低。然而一項由Michael Norton和Dan Ariely進行的調查發(fā)現(xiàn)美國人認為財富分配比實際上要遠遠公平，如果讓選擇的話，他們寧愿選擇更公正的現(xiàn)在的情形。
為什么美國人對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比較坦然的面對？是警惕意識的缺失還是有其他原因呢？

Michael I. Norton是哈佛大學商學院的一名副教授。他現(xiàn)在正與人合寫一本關于金錢和快樂的書。下面是他的觀點。

今朝有酒今朝醉

   在最近一項針對美國人的調查中，我和同事Dan Ariely發(fā)現(xiàn)美國人對財富不平等嚴重估計不足。最近的數(shù)據(jù)表明最有錢的20%的美國人擁有84%的財富。通常估計這他們只占59%的人們相信這個國家的總財富最終會在美國的窮人中分配。

   美國人容易獲得消費信貸和相信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削弱了對財富再分配的呼聲。
而且，在被問及他們認為財富應該如何分配時，他們告訴我們他們想要一個更公平的分配，最有錢的20%的人只能擁有32%的財富。這就是真實寫照，在被調查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窮人和富人都認可一些不平等，但是他們理想是需要比現(xiàn)在要公平多的一個社會。
   為什么都一致要求美國要更平等，但是每個人為什么現(xiàn)在不大聲要求財富再分配呢？

首先，美國消費信貸的擴大讓中產階級和美國窮人們的生活水平超過他們的財富可以承受的水平，通過增加債務掩蓋了財富的缺乏。我們或許認為“零利潤”的人們什么都沒有。但是實際上，零利潤的人越來越多地擁有（own）很多（汽車、電視、甚至房子）但是也欠賬（owing）很多。結果零利潤的人甚至是負資產的人仍然覺得他們生活在美國夢中，與愛炫富的鄰居在一起他們認為比他們的父母生活的“好“

  第二點，美國的窮人相信社會階層的流動，盡管有強有力的證據(jù)證明這是很少發(fā)生的。這就導致了可以使窮人收益的政策受到消極對待，像提高富人的稅率。為什么窮人反對財產稅呢？因為許多人相信他們或者至少是他們的孩子最終能夠成為富人，對富人征稅投票就好像投票對自己收稅一樣。這樣的結果竟然導致”再分配“（redistribution）這個詞有貶義的含義。

同事和我正在仔細研究對美國人民關于財富不公平進行教育（可以給他們提高圖表和圖片）是否能增加他們對于可以削減這種不公平的政策的支持。除此之外，我們還正在評估不同形式的再分配，例如提高最低工資或對類似像教育不公的長期介入等，這些是否不引起強烈的反對?；蛟S這些努力能增加對于財富更公平的擁護。

彩票心態(tài)

   盡管美國人認為他們生活在瑞典，實際上他們生活在俄國。他們很想生活在以色列的集體農場。這不是對大約是1960年的卡次基爾錯誤的笑話的支持。它是對Michael Norton和Dan Ariely關于美國人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看法的卓越研究的打擊。（——求指點，譯者）
   就好像是大家在爭論不是焦點的收入不平等問題，因為美國人民不會特別羨慕有錢人，他們認為也會加入他們的行列。Norton和Ariely的研究在不同方面也驗證了這一點。作者發(fā)現(xiàn)，如果讓選擇的話，美國人民更愿意生活在比已經很非常平等的瑞典還要平等的社會。

另一個流行的觀點是收入不平等并沒有想數(shù)據(jù)提示的那樣被多數(shù)美國人強烈親身體驗。因為出于社會經濟梯子的底層的人們能夠”消費“很多。經濟大師格林斯潘在聯(lián)邦儲備局的每年的 Jackson Hole會議上又一次是這么說的，他拿出洗碗機、微波爐和干衣機的消費數(shù)據(jù)說明如果用擁有這些商品進行衡量的話，財富不平等被削弱了。但是這些商品與不斷加大的收入差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把美國的公民優(yōu)點放到一邊暫且不說，另外一個美國人對貧富差距擴大很平靜的原因是（我喜歡稱為）彩票效應。買彩票很明顯不理性——幾率多我們來說非常小。但是幾乎大家都買，因為我們看到向我們一樣的一個普通人，他們唯一的一次合法的行動就是買彩票，（——求指點，譯者）每周在我們熱衷的彩票上中獎。

   對許多美國人來說，整個國家關于資本主義形成的討論只是類似于在每個人身上進行傳說中的獎勵的一張彩票。目前自我奮斗成功的典型是 Facebook的Mark Zuckerberg。他或許很快被更迅速的網(wǎng)絡明星Groupon的創(chuàng)始人Andrew Mason超過。

   但是彩票的關鍵是只有很少的贏家。這就是今日數(shù)字告訴關于美國資本家的故事。除非經歷真正的改變。一些人指出那些認為他們已經生活在瑞典的人將會意識到他們生活在一個勝者為王的社會，也就是說我們中的多數(shù)人不會贏。

Tyler Cowen是喬治梅森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也是新電子書“大停滯”的作者。他的博客“邊際革命主要覆蓋經濟方面。”下面是他的觀點。

只是部分嫉妒

首先，很多美國人生活的很自在。即時他們沒有享受到物質財富帶來的所有好處。中上層人士更有可能比億萬富翁快樂。中產階級也有機會使用青霉素、飛機旅行、便宜食品、因特網(wǎng)絡和有線電視，更不用說心臟搭橋手術，如果有必要的話。

當然，比爾蓋茨擁有的遠超過那些，但是許多美國人并沒有覺得擁有一架私人飛機、一個私人慈善基金或一份達沃斯的邀請函就很幸福。他們甚至壓根沒想過他們。（——牛！作者思想境界太高了，譯者）從收入來說，富人和中層階級的差距是在擴大，但是從快樂的角度來說它比歷史上的標準相對要低。

第二，許多嫉妒只是局部范圍的。人們與他們的鄰居、朋友、親戚、同事和他們的高中同學相比，擔心自己會生活不如別人。除非他們自己是億萬富豪，他們不會把自己與彭博進行比較。大廳里的一個家伙或許會向他的老板獻殷勤而獲得提升，這才是我們真正要擔心的事情。換句話說，嫉妒和憤恨并沒有消失，他們也不是起源于普通人和富人們生活的差距。

第三，多數(shù)美國人對待勤勞致富和不勞而獲的致富的態(tài)度是不同的。如果某人通過勤勞工作和給社會提供好的服務和價值而晉身億萬富豪之列（說的是Facebook創(chuàng)始人Mark Zuckerberg），大多數(shù)美國人會尊敬那個人。

今天許多財富沒有被公平分配，即使有時會夾雜著運氣在里面，但是還是有許多是靠辛苦工作和創(chuàng)造力進行分配的。美國仍然是一個商業(yè)型的社會，許多商業(yè)人士為我們的經濟提供巨大的價值?，F(xiàn)在天平還沒有轉向不勞而獲得到的財富比勤奮工作得到的財富多的情形。因此與歐洲的觀點進行比較的話，美國人用商業(yè)和商業(yè)道德進行鑒定一個人。

美國人知道通過重視商業(yè)和財富的道德準則他們做的很好。那么他們應該用這些來交換嫉妒和憤恨嗎？這種交換還沒有發(fā)生，幸運的是仍然有許多普通的道理。（——求指點，譯者）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是耶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下面是他的觀點。

性別問題

美國最有爭議之一就是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富人們變得更有錢，自從咆哮的20年代以來（roaring ‘20s），他們的收入占全社會總收入的比例比任何時間都多。

但是性別平等的畫面更讓人琢磨不透。（——求指點，譯者）中間階層女性的收入比男性快，從1910年的五分之二增長到2008年的五分之三。但是女性在低收入層過多，在超級富豪之列非常少。女性中同工不同酬和最高和最低收入之間的差距幾乎與男性一樣多。

相反，在歐洲許多國家犧牲性別歧視保護階級平等（？——求指點，譯者）由工會支持的長期勞動合同和代表她們的黨派保護工人們的工作和薪水。

但是這些保護無意中產生了副作用。它讓雇主們很少愿意去雇用或提升女性，因為她們很有可能由于照顧小孩和其它的家庭工作而干擾職業(yè)。這使得在公司中在針對女性的長期人力資源投資很少。盡管是非法的，但是歐洲的公司還是有辦法進行“統(tǒng)計上的歧視”來避免在女性工作者身上的投入。說白一點就是因為女性很少能長久工作從而達到高生產效率。

勞動保護結果是這樣，這是多么諷刺啊！歐洲的女性勞動力就業(yè)率普遍低下。一個例外是在北歐國家。它們的公共部門龐大。雖然在私營機構的女性的代表很少，但是在公眾機構的龐大的代表可以把女性低生產率的成本轉嫁到納稅人身上。

美國的這種針對女性的玻璃天花板比歐洲高，因為在美國雇用生產率低下的工人要相對容易，女性工作者由于承擔目親的責任而效率下降或者缺乏有效的關系網(wǎng)，在競爭中就會有風險，這種風險在美國被降低了。但是這里和其他地方一樣，除非撫養(yǎng)孩子的成本在性別方面是平等的，否則工作中真正的性別平等只是紙上談兵。

為什么女性不對這些持續(xù)的性別上不平等有過多的憤怒呢？這些不平等限制了她們在經濟上的機會。首先，女性在他們的興趣上經常產生沖突：他們或許覺得要依附于他們的丈夫，孩子他們的班級或者是其他方面，這些限制了他們能與其他女性團結起來。一位選擇不走出家庭去工作的女性很有可能投票在那些保護她丈夫的可支配收入的政策，而不是父親的陪產假或者提高稅收對其他人照顧幼兒的政策。一位經濟成功型的女性可以承受為她的孩子找保姆，她或許也會反對對照顧幼兒的公眾補貼。

由于在收入上被拉開，女性們很少會同意通過強有力的政策去改變現(xiàn)存的社會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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