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撐起一個產(chǎn)業(yè)：紅學是學術還是皇帝的新裝？

老虎菜

250年前，當曹雪芹在饑寒交迫中告別這個世界時，恐怕做夢也不會想到，有一天他的書居然支撐起了一個產(chǎn)業(yè)。

根據(jù)一本小說，我國目前每年生產(chǎn)出三四百篇學術論文，過去的近一個世紀里，我國涌現(xiàn)出著名“紅學家”多達百余人，幾乎所有的文化大師都曾參與到“紅學”爭論中，其中兩次重大爭論給中國社會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環(huán)顧宇內(nèi)，這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等文豪從未曾享受過的殊榮。

革命者想讓賈寶玉當總統(tǒng)

1、“紅學”本是幽默

“紅學”一詞的起源，見于均耀的《慈竹居零墨》等：

華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讀小說。自言生平所見說部有八百余種，而尤以《紅樓夢》最為篤嗜。精理名言，所談極有心得。時風尚好講經(jīng)學，為欺飾世俗計。或問：“先生現(xiàn)治何經(jīng)？”先生曰：“吾之經(jīng)學，系少三曲者?！被虿唤馑^。先生曰：“無他。吾所專攻者，蓋紅學也。”

后來徐珂將其收入《清稗類鈔·詼諧類》中。并注解說明，“紅學”系生造詞，以諷刺當時“經(jīng)學”蛻變成“曲學阿世”的工具。而繁體的“經(jīng)”字去了三個曲折，就是紅字。

清中期以前，士林多持華夷之辨，為自證統(tǒng)治合法性，清廷力主“三統(tǒng)說”和春秋公羊?qū)W，強調(diào)清代明并非以夷亂華，而是天道循環(huán)、天命所歸。經(jīng)學在傳統(tǒng)學術中原本地位崇高，政治公然踏入，學者人人噤聲，只敢做些考據(jù)、訓詁之類小學問。所以朱子美故意推崇更等而下之的小說，以表達他的不屑。

2、變法派：讓賈寶玉做總統(tǒng)吧

戊戌變法失敗后，《紅樓夢》地位陡升。

變法失敗讓人們喪失了通過政治手段富國強兵的理想，轉(zhuǎn)向?qū)で笊鐣侄?，小說讀者群大，有宣傳價值，梁啟超遠避日本后，力主“文學救亡”，暢言要在詩界、文界、小說界中搞“三界革命”。

梁啟超及梁派對《三國演義》《水滸》等傳統(tǒng)小說均持激烈批判的態(tài)度，意外的是，《紅樓夢》卻成了少有的、受到肯定的傳統(tǒng)小說。

一方面，《紅樓夢》在日本頗受尊重，作為在異鄉(xiāng)飽受歧視的漂泊者，總算有一個被人家看得起的東西，即使不太明白為什么，也會格外珍惜；另一方面，他們與《紅樓夢》中所表達的情緒有相通之處。

不過，改良者和后來的革命者們并不是從文學角度來認可《紅樓夢》的，比如陳蛻就說：“《石頭記》一書，雖為小說，然其涵義，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學家、大理想家之學說，而合于大同之旨。謂為東方《民約論》（指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彼J為，賈寶玉是現(xiàn)代公民的典范，“可以為共和國民，可以為共和國務員，可以為共和議員，可以為共和大總統(tǒng)矣?！?/font>

讓賈寶玉當總統(tǒng)，這還真不是說笑話。

3、革命者們的賈寶玉情結

為什么革命者會與賈寶玉心心相映呢？因為在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轉(zhuǎn)型中，心理遷移至關重要。

傳統(tǒng)社會人們之所以服從，是源于對父權的無條件敬畏，歷代帝王莫不大力提倡孝道，皆因可以移孝作忠。由于孝與人類天然的心理需求契合，這就為專制提供了“自然合法”的前提。革命者要推翻帝制，往往從顛覆孝道開始。

這就是為什么，革命時期的小說大多熱衷于描寫一個壞父親，他自私、怯懦、殘暴、無原則，經(jīng)常被婦人之言所蒙蔽，因此不值得尊重。在小說中殺死父親，可怎么彌補由此帶來的價值真空呢？

于是，“同伴愛”“偉大的友誼”被夸張了起來，它圣潔、單純、無私、坦蕩，遠比父子之愛更浪漫，那些瀟灑而自信的老大哥們揮舞著信仰與意識形態(tài)的大旗，引導著迷茫的人們走向未來。

有趣的是，賈寶玉果然有個兇神惡煞式的老爹，此外居然也有蔣玉菡等江湖同道，他和林黛玉的關系也頗似“同伴愛”，于是，《紅樓夢》意外地觸摸到了百年后改良者與革命者的軟肋，成了他們的心靈雞湯。

清代改編《紅樓夢》的戲曲目前存目10種，而民國時僅改編《紅樓夢》的話劇就有20多種，其中民初尤多。也正是從這時開始，寶、黛形象漸漸變成了反封建戰(zhàn)士。

胡適手創(chuàng)“紅學”又反悔

1、胡適讓“紅學”走進學術殿堂

讓“紅學”走進學術殿堂，是胡適的功績。

胡適研究“紅學”，始于《新青年》內(nèi)部兩派分裂，胡適出局后轉(zhuǎn)向“整理國故”，并于1921年出版了《紅樓夢考證》第一稿，引發(fā)轟動。

胡適率先將西方“考據(jù)學”的方法應用到“紅學”研究中，此前百余年，《紅樓夢》雖流行，但人們對作者身世等信息卻不甚了了，也很少關注10多個手抄本間的異同。胡適的工作毫無疑問是劃時代的，使“紅學”研究從發(fā)燒友的層面上升為學問。

然而，胡適的研究也頗有值得推敲之處。

首先，過于機械：胡適堅信《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甚至到了無視小說藝術規(guī)律的地步，有很多想當然的硬解。

其次，以偽證真：胡適許多研究成果基于“甲戌本”和“庚辰本”，“甲戌本”于1927年在上海被發(fā)現(xiàn)，胡適先生買去后，獨占30多年沒有公開，他稱“此書是海內(nèi)最古的《石頭記》鈔本”，不肯更多透露書中內(nèi)容（其實向周汝昌等人公開過），可越來越多的證據(jù)表明，“甲戌本”和“庚辰本”是書商做出來的偽書，胡適很可能已經(jīng)看出來了，卻始終不承認，依然引書中內(nèi)容作為論據(jù)。

2、“紅學”填補了時代的心理空白

清亡民興，以經(jīng)學為代表的傳統(tǒng)學術被拋棄，在西學獨尊的格局下，人們內(nèi)心充滿恐慌感。本土文化價值何在？靠什么來支撐我們的自信？這是迫切需要回應的問題。

四書五經(jīng)過時了，必須重建文化地標，學者們只能尋找其他的文化資源，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德國也采取過類似的思路，貴族文化失敗后，學者們便將市民社會中守時、誠信、勤奮、敬業(yè)、沉默等價值夸張起來，通過教育、宣傳等方式，打造成新的國民性。

小說屬于市井文化，在西方屬顯學，既往又乏研究，這吸引了許多有“文藝復興”情懷的民國學人的關注。

胡適的研究令《紅樓夢》系統(tǒng)化、學說化，成為新的文化經(jīng)典，確實填補了時代的心理空白。

政治讓“紅學”走上神壇

1、為什么選中了《紅樓夢》

“紅學”跨出學術圈，進入政治領域，始于1954年10月16日，這一天，毛澤東撰文公開支持兩位年輕人（李希凡、藍翎）對俞平伯的學術批評。

對于毛的批評，俞平伯深感意外。俞平伯雖是胡適高足，但思想左傾，他的兩位弟子喬冠華、胡喬木此時已任中共高官，在1953年出版的新作中，俞的“紅學”觀點有了很大改變，刻意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重新解讀《紅樓夢》。表現(xiàn)如此積極，竟然未能過關。

后見之明，選擇《紅樓夢》為切入點，確實棋高一著。

首先，經(jīng)清末與民國的積累，《紅樓夢》在知識界中影響與日俱增，幾乎所有文化大師都曾評價、研讀過這本書，使之成為思想的高地。換言之，誰把握了《紅樓夢》的解釋權，誰就壟斷了知識界的影響力。

第二，1952年以后，知識界運動不斷，但毛澤東認為效果遠遠不如預期，在批判《武訓傳》《清宮秘史》過程中，他發(fā)現(xiàn)知識界表面附和，但許多人心中卻不以為然，故意拖延推諉，使批判流于形式，為從根本上改造知識界，迫切需要一個新的批評題材。

第三，胡適在當時大陸學術界仍有較大影響，俞平伯是胡適的弟子，批俞可以將戰(zhàn)火自然延燒到胡適頭上，毛澤東在批評俞平伯的文章中，明確指出“這就是胡適哲學的相對主義即實用主義”，并表示“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

2、政治“紅學”的后遺癥

政治“紅學”大大改變了傳統(tǒng)的《紅樓夢》解讀方式，它從“愛情小說”突然升格為“政治小說”，主題也變成了反封建。決定寶、黛愛情悲劇的不再是命運，而是封建主義，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基礎也被解讀成他們有共同的政治理想。

《紅樓夢》中確實包含了世情的內(nèi)容，但把賈政說成是孔老二，把史太君說成是賈府封建勢力的總頭子，把探春說成是改革家，把柳湘蓮說成是潛在的農(nóng)民革命領袖……這些觀點實在有些匪夷所思，如果《紅樓夢》的主題真的只是想鞭撻封建社會，則史湘云、妙玉、王熙鳳等形象又該怎么解釋？

轟轟烈烈的論戰(zhàn)硝煙尚未散盡，李希凡等人便因此升官，這讓一些學者發(fā)現(xiàn)：“紅學”也是一條終南捷徑。由于“紅學”研究本身欠缺清晰的學術邊界，門檻相對較低，故“文革”時甚至出現(xiàn)了“工農(nóng)兵紅學家”，人們參與其中，并不完全是出于對這部偉大作品的敬意，而是想利用“紅學”來爭取更多的資源。這進一步推漲了黨同伐異、惡語相向等負面行為，遺憾的是，隨著政治“紅學”的式微，謾罵式批評并沒因此而退場，直到今天，它依然廣泛存在。

3、比《毛澤東選集》賣得好

政治“紅學”帶來的意外收獲是《紅樓夢》迅速走紅。1962年，俞平伯校注的《紅樓夢》印數(shù)已達14萬部，而當年《毛澤東選集》才印了5萬部。

1962年，越劇版《紅樓夢》被搬上銀幕，立刻轟動全國，以后又幾次重拍，這使《紅樓夢》的影響力空前擴大。

1973年10月，毛澤東說：《紅樓夢》是思想和藝術結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說，提議干部要多讀幾遍。并說《紅樓夢》不是愛情小說，談情是為了打掩護，主要是寫階級斗爭的。由此啟動了1974年全民“評紅”運動，它與“批水滸”運動交相輝映，是對1971年發(fā)生的“林彪事件”的反思與總結。然而，當時《水滸傳》屬于半禁書，傳播受限制，普通讀者不易看到，《紅樓夢》卻可公開銷售，因此它成了受益者。據(jù)估計，新中國成立以來到今天，《紅樓夢》在大陸的總銷量達1億冊。

4、成為經(jīng)典后的代價

政治“紅學”的積極作用是在公眾心理中，奠定了《紅樓夢》的崇高地位。在大陸，其影響一度超越了四書五經(jīng)，超越了唐詩宋詞，成為中國文化的最大代表，幾代讀者靠它完成了自我啟蒙，《紅樓夢》融入到他們的人格與尊嚴中。

過分的潔癖、性與愛分離、自戀且敏感、對美人緣的渴望……賈寶玉雖沒當上大總統(tǒng)，可他的志趣卻潛入到人們內(nèi)心中，影響了其觀念與行為。在農(nóng)耕時代，這種貴族文化具有巨大的誘惑力，超越了農(nóng)夫們想象的邊界，可它能否與現(xiàn)代化相協(xié)調(diào)，能否回應現(xiàn)代人的心靈困惑呢？客觀地說，顯然很難。

政治“紅學”的消極作用是，《紅樓夢》不再被認為是一本小說，而是經(jīng)典，它沒有瑕疵，沒有缺陷，沒有局限性，普通人只有發(fā)現(xiàn)它精妙的權力，沒有批評它的權力，可人類歷史上，哪有這樣一本盡善盡美的小說呢？

“紅學”，一個值得反思的模板

從愛好，到學術，再到政治，“紅學”堪稱是百年中國學術建構的一個模板，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東方與西方在學術與文化層面上接合之難。

1、“紅學”與現(xiàn)代學術的距離

“紅學”是不是學術？表面看，它有學術的方法、框架與成果，然而，正如傅國涌先生指出的那樣：“西方人研究星辰、人體、杠桿和化學物質(zhì)，中國人則研究書本、文字和故紙堆。生也有涯，知無涯，這個世界上有多少真問題值得人們?nèi)リP注，有多少真學術值得人們熬斷青絲去追求、去探索……把寶貴的精力、時間和資源耗費在虛無飄渺的‘紅學’中，難道不是難以估量的浪費嗎？”

“紅學”之所以有魅力，在于它的背景材料豐富而不完整，《紅樓夢》是不是曹雪芹寫的，至今尚存爭議，可這個問題是靠討論就能弄清楚嗎？靠把現(xiàn)有的材料重新排列組合一番，就能發(fā)現(xiàn)真相嗎？

但，這個爭論會給人以虛假的邏輯快感，在沒有強證據(jù)支持的前提下，這個爭論本身沒有任何意義，無非是不斷在重復著偽命題。

這種書齋里的討論其實是傳統(tǒng)學術的方法，古代西方有經(jīng)院哲學，古代中國有經(jīng)學等，往往是屋上架屋，它們創(chuàng)造了大量虛假的知識，可從本質(zhì)上，卻是反科學反進步乃至禁錮思想的力量。

2、“紅學”的社會成本大

為什么這種落后的學術方法會成為顯學呢？因為有權力的春藥在背后催情，一方面可以滿足領導人個人愛好，另一方面可以成為統(tǒng)治工具。

表面看，“紅學”目前養(yǎng)活的學者并不多，除了一個小型研究所外，其他都在體制外運行，屬于松散的社會自組織。而“紅學家”大聲疾呼，卻沒能挽救曹雪芹一處故居被毀壞，這似乎能反證“紅學”所占社會資源不多。

但應看到，在今天，“紅學”是一種分配方式，每年大量發(fā)表的“紅學”論文背后，是一個個學者完成了學術任務，得以繼續(xù)享受社會資源的支持，可從這些論文對社會的貢獻看，卻是效率極低的，往往是把前人觀點重抄一遍，或者故作驚人之語，嫻熟地玩弄一番“室內(nèi)實證法”，就算出了成果。

這種關門做出來的學問，不僅降低了社會效率，還會形成種種腐敗。在“紅學”研究中出現(xiàn)了許多造假行為，以曹氏家譜為例，目前各地發(fā)現(xiàn)了數(shù)百種，蔚為大觀，可這樣的“繁榮”是否有價值呢？

3、對罵中墮落了學術精神

與現(xiàn)代學術迥然有別的是，“紅學”對多元解讀缺乏包容，導致派系林立、恩怨分明。

胡適先生草創(chuàng)“新紅學”時，便已將傳統(tǒng)學術中意氣用事的壞習氣帶了進來，他曾批評蔡元培“絕無道理的附會”“滑稽”“大笨伯”，好在兩人古風尚存，傳統(tǒng)考據(jù)的刻薄之弊還不至于讓他們舉止失措。

然而，隨著“紅學”上升為政治后，情況完全改變。以“新中國紅學第一人”周汝昌先生為例，胡適曾說：“周汝昌是我的‘紅學’方面的一個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在周的研究之路上，胡適給予了無私幫助，然而，“文革”期間周曾在文章中稱胡適“大言不慚，貪天之功”、“厚顏自恬”，改革開放后，周的書中仍稱“胡適臭名昭著的《紅樓夢考證》”“簡單膚淺的令人驚訝”等等。

直到晚年，周汝昌寫作了《我與胡適先生》，深情回憶了胡適的長者之風，并多次懊悔“年輕氣盛”。然而，在周汝昌與吳世昌的爭論中，乃至周汝昌與俞平伯的誤會，包括后來周汝昌與馮其庸的分歧，卻未能實現(xiàn)諒解。

“紅學”中的學術八卦、人事紛爭，體現(xiàn)了其在學術建構上的天然缺陷，從某種意義上看，它還沒有超越傳統(tǒng)學術的門限。

4、“紅學”該怎樣走向未來

一本小說即能稱學，放在全世界的范圍內(nèi)，《紅樓夢》也屬鳳毛麟角。這說明，只要愿意解讀，任何文本都可以無限挖掘。闡釋超越了原創(chuàng)，并將大量有意無意的誤讀強加給前人，結果是曹雪芹從小說家變成了思想家、哲學家、博物家、民俗學者兼名廚。名為揄揚，實為貶低。

劃時代的文學巨著應該重視，偉大作品的價值應該傳承，但前提是要在開放的環(huán)境中，要讓讀者在多元選擇中自己領悟作品的價值，《紅樓夢》是一本好小說，但把它關在籠子里，逼著大家必須按自己設定的標簽來解讀，以劫持曹雪芹為人質(zhì)的方式推廣，必然會將一部好作品徹底糟蹋掉。

結論：

多元化固然嘈雜，卻能保持生命力，一元化固然方便，卻有被徹底毀滅的可能?？梢钥吹?，《紅樓夢》不斷被神話的過程，恰好是中國小說越來越失去個性與精神的過程。事實是，《紅樓夢》不僅僅屬于學者，它也屬于所有人，真正的“紅學”應該是人人都有對它的闡釋權，每個讀者都能用自己的方式來與曹雪芹對話。只有打開封閉的體系，“紅學”方能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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