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話題 | 一張女人畫像激起的現代網絡叫魂運動

天來幽情

隨著社會形態(tài)變遷和有效的司法打擊，拐賣兒童犯罪相比20年前，已經大大下降，但今天的人際安全感和信任感并不見得更強，人們來自A處的不安情緒就可能在并不真實相關聯的B處展現和釋放。

特約作者 | 郭墨墨

梅姨事件幾乎是憑空而起的。

這幾天，一張人販子“梅姨”的畫像在朋友圈傳遍了，據說這個叫做梅姨的人是廣東增城被拐9名兒童案件嫌疑人。

11月18日上午，公安部在微博發(fā)布消息稱，網傳“梅姨”畫像并非官方發(fā)布。而梅姨是否存在，長相如何，也暫無其他證據證實，并直指發(fā)布信息的ccser平臺（CCSER兒童失蹤預警平臺）不是公安機關權威發(fā)布平臺。

據新京報，被媒體報道為“畫像神探”、模擬畫像專家的林宇輝稱，畫像確系其所畫。林宇輝稱，有一位60多歲的老漢，稱其曾與梅姨同居兩年多，對梅姨的描述較為準確，對梅姨體態(tài)、相貌說得比較清楚。經約4個小時描述，林宇輝把梅姨第二次嫌疑人的畫像（17年警方曾找人畫過一次并公布）畫了出來，這名老漢也表示認可了。

林宇輝稱，畫畫是受廣州增城警方所邀，畫時民警亦在場。林宇輝表示，警方當時未直接公布畫像，后因被拐兒童父親申軍良向他要，他即拍了畫像給申軍良。申軍良表示，自己拿到畫像后曾發(fā)給多家媒體。而彩照則系林宇輝請人電腦合成。

總而言之，這張女人畫像并沒有經過警方正式渠道向社會公開，能否反映梅姨的真實情況，不得而知。

一次含糊的全民網絡通緝事件

通緝令是公安機關發(fā)布的緝拿逮捕在逃犯罪嫌疑人等的書面命令。通緝令的發(fā)布及執(zhí)行，只能由公安機關實施。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應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機關可以發(fā)布通緝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歸案。各級公安機關在自己管轄的地區(qū)以內，可以直接發(fā)布通緝令；超出自己管轄的地區(qū)，應當報請有權決定的上級機關發(fā)布?！?/font>

按照《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第二百七十條，“為發(fā)現重大犯罪線索，追繳涉案財物、證據，查獲犯罪嫌疑人，必要時，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可以發(fā)布懸賞通告。懸賞通告應當寫明懸賞對象的基本情況和賞金的具體數額?！?/font>

也就是說發(fā)布通緝令，只能由相應層級的公安機關實施，其他社會組織或個人都沒有權力這樣做。而公安機關為征集案件線索發(fā)布懸賞通告，也必須經過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依法定的程序實施。

這個制度設計的道理很簡單，一方面可以防止警方的偵查辦案工作被干擾；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保證社會秩序不被破壞，保護公民不被非法通緝。

網友的轉發(fā)和關注代表著社會正義的呼聲，但這些熱情也有被錯誤信息誤導的可能，審慎同樣是每一位網友都不應該推卸的責任。

一次精確的網絡情緒共振

和此前的“人販子應當一律死刑”的網絡呼吁運動類似，此次網絡事件，也是一次典型的全網情緒共振事件。盡管事件的事實基礎其實是一樁積案。

可以看到類似網絡現象必然依托人最基礎的，最根深蒂固的情感——親子情感，以及無法言說的心靈深處的不安與焦慮。

劉德華電影《失孤》，黃渤電影《親愛的》，姚晨電影《找到你》，都曾對這種殘酷的人間悲劇和偉大的情感力量有過精確的刻畫。

但也有網友發(fā)出激烈批評，把此次事件比作又一次網絡“叫魂”?！督谢辍肥菨h學家孔飛力的著作，經常被人引用類比社會現實。它記敘的是清乾隆三十三年，一個叫做“叫魂”的妖術恐慌事件。人們受這種妖術恐懼的支配，相信妖術師可以通過人的發(fā)辮，衣物，甚至姓名來盜取其靈魂為自己服務，而靈魂被盜者則會立刻死亡，結果引發(fā)了大范圍社會恐慌。

將對拐賣兒童案件的集體憤慨和對妖術的恐懼進行片面類比，其實想說明的是，公眾對拐賣兒童犯罪也存在一些并不符合事實的想象。

比如“中國每年失蹤兒童有20萬人左右，被拐賣的比例大概占了八成，而能找回的大概只有0.1%?！钡恼f法，就是個徹頭徹尾的陳年謠言，但仍有人在不斷轉發(fā)。

據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的研究分析和信息發(fā)布：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形勢的變化和司法機關打擊犯罪力度的加大，當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出現了一些新特點，突出表現在：采取偷盜、強搶、誘騙方式實施拐賣兒童犯罪的發(fā)案數量明顯下降，大部分被拐兒童系被親生父母出賣或遺棄，繼而被“人販子”收買、販賣；拐賣婦女迫為“人妻”的犯罪仍時有發(fā)生，拐賣、拐騙婦女強迫賣淫的犯罪日益突出，特別是一些不法分子與境外人員相互勾結，拐賣、拐騙外籍婦女的犯罪在部分地區(qū)有增多趨勢。

犯罪有其特定的時空規(guī)律，這是由一定的社會和歷史條件決定的。我們難以找到相對可靠的全國立案數統(tǒng)計，但最高人民法院公開的審理統(tǒng)計數據，以及學術界的一些研究統(tǒng)計都說明，拐賣婦女兒童案件呈明顯下降趨勢。

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以來至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呈現先急劇上升后波動下降的“倒V型”態(tài)勢，1980年代和1990年代，基本對應了中國拐賣兒童犯罪最高發(fā)的二十年，這期間的拐賣兒童犯罪占這些年犯罪總數的八成以上，其中1989年為峰值年份，1989-1998年是高發(fā)時段。（李鋼等《中國拐賣兒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地理科學》201707）

以“家尋寶貝”網站數據制作的拐賣兒童犯罪年際變化圖（引自李剛等的論文 ）

最高人民法院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法院審結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853件，判處犯罪分子1362人，相對于2010年審結的1919件、判處3631人，下降幅度分別達55.55%、62.49%。

今年6月2日，兒童節(jié)過后，公安部公布了一則消息：公安部“團圓”系統(tǒng)上線滿3年，系統(tǒng)共接到兒童失蹤案3978件，找回3901個失蹤的孩子，找回率達到98%，“團圓”系統(tǒng)也因此被稱為人販子克星系統(tǒng)。注意，這是三年來的全國數據總數。

這種趨勢下的一再出現的社會焦慮和嚴打呼聲，坦率說，是缺少事實基礎的。

一種心態(tài)，關于風險

一再出現的涉拐案件網絡情緒共振現象，背后有心理學因素，也反映了特殊的時代特點。

“風險社會”（risk society）概念是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在1980年代提出的，貝克認為，我們現在正生活在一個與傳統(tǒng)的現代化社會完全不同的“風險社會”之中。

在傳統(tǒng)的現代化社會中，人們相信通過理性力量，人可以控制自然和社會，使人類社會有秩序、有規(guī)則地發(fā)展。這種對社會的看法可以稱為一種“常態(tài)社會”的觀點。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前進以及全球化的迅猛發(fā)展，這種“常態(tài)”社會的觀點已經日益不能符合社會的實際情況，“風險社會”這一概念開始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僅就與犯罪的關系而言，社會形態(tài)的發(fā)展變化，既可能隨著發(fā)展而大幅度減少或消滅某種犯罪，也可能導致某種新的犯罪形態(tài)出現。隨著社會形態(tài)變遷和有效的司法打擊，拐賣兒童犯罪相比20年前，已經大大下降，但今天的人際安全感和信任感并不見得更強，人們來自A處的不安情緒就可能在并不真實相關聯的B處展現和釋放。

風險社會的特征是，風險不是正在發(fā)生的危險和災難，而是危險和災難的可能性。這種不確定與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全新的，無法用舊的方法和知識來解釋和解決。也就是說社會不斷發(fā)展，人們的控制力未必越強。不同歷史時期的犯罪形態(tài)是否能按照傳統(tǒng)型或常規(guī)性控制對策予以有效遏制，始終是個問題。而且現代風險不是孤立的，它的影響將波及全社會。

有網友的說法很令人贊同，只要還有一個案件存在，拐賣兒童的罪惡就不能忽視。犯罪無法徹底消滅，犯罪的存在也會促使人們不斷審視它的社會背景問題，警惕它背后的社會風險，去想辦法改善它，克制它，去讓我們的生活更安全。（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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